|
|
|||
|
|||
|
这是一个全局性的难题。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，透露出人口结构的变化趋势：老龄化的严重程度和后备劳动力的紧缺程度，远比预测更严重。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长巴曙松认为，公布的数据确认了中国已经越过“刘易斯拐点”，人口红利窗口期即将关闭。 那么，面对这种形势，现实的用工情况如何？又传递出怎样的信号？近期，记者在宁海对中小企业进行了实地调查。 用工“弹性”用工紧张在年中表现并不明显，企业大多能通过经营上的弹性来控制。 “用工荒？我们厂里没有。”一听说记者要对用工问题进行采访，几家企业的负责人立即没有了兴致。 桃源中路123号，是宁海县人才市场。每周四，这里便会有几十家企业“摆摊”招工。记者赶到宁海的那天，恰好是周四。 10点钟，人才市场里，招工的，找工的，加上在场外徘徊的，只有稀稀拉拉的二三十人。“光辉灯饰：装配工15名(男女不限)，氧化工3名……”“志清实业：数控车工10名，仪表车工5名……”大部分企业摊位已经撤离，只剩下标着招工信息的展板。 “现在是淡季，来找工作的人不多，企业找到合适的人，难。”一位还在“坚守”的陈先生与记者聊起来，“现在来找工作的，大都手头都有份工，只是到这里转一下，看看是否有更好的。” “去年年底，订单一下子回暖的时候，的确出现用工紧张。不过今年上半年，总体用工缺口并不大。”在人才市场二楼的办公室，宁海县就业与失业保险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俞昌彪一边说着，一边拿出了《企业用工需求调查表》。表上列出了101家宁海重点企业的用工需求。根据最近一期的汇总，目前缺口约1540余人，而4月份用工缺口是1603人，缺口最大的是一线操作工，为1220人。“以全县四万多人的总职工人数来看，近几个月比较平稳，用工缺口略有缩小。” “现在的确存在员工挑企业的情形，但是人员的进出非常正常。”宁波普鲁司旅游用品有限公司总裁尤理谦表示。根据他掌握的企业家圈子的情况，绝对没有到“用工荒”的程度。 “用工紧张的局面是存在的，但是企业能够通过经营上的弹性来解决。”宁海县经济发展局经济运行科科长郑书斌手上掌握的资料显示，宁海不少企业通过选择高附加值的订单、用机器设备代替人工等方法来解决用工问题。比如宁海最大的文具企业得力文具，用级进模代替冲压模，订书机的主要零部件一次冲压成型，生产效率提高50%。 “原来三个人管一台设备，现在一个人管三台设备。”这在宁海文具产业中非常普遍。企业技改热情高涨，今年1至6月份，全县完成技改投资15.8亿元，同比增长46.9%。 暂别低薪对于企业家来说，头疼的不是工资上升，而是原材料、汇率、用电等综合因素的叠加。 制造业工人工资的增长已经是不争的事实。今年一季度，有13个省份上调最低工资标准，平均增幅20.6%。 7月1日起，安徽、河北、辽宁三省又上调最低工资标准。 “虽说招工不难，但是按照最低工资招人，那是肯定招不到人。”宁海一家文具企业的杨小姐告诉记者。 而尤理谦表示，目前企业开出的待遇是：刚刚招进来没有任何技术的普工，一天80元，包吃包住。“只要他在岗位上熟悉3至6个月，月收入就能达到3000多元。”“普鲁司”是一家生产休闲帐篷为主的企业，用得最多的还是有一定技术含量的缝工，缝工的日工资为150元/天，月收入稳定在三四千元。 “每年的11月份至第二年的5月份，是帐篷的生产旺季。前几个月抢时间赶单子，做得最好的缝工收入达到8000多元。” 除了工资，宽敞的用餐大厅，具有个人空间的宿舍环境，基本的娱乐设施，这些也越来越成为不少宁海工厂的“标配”。在东方日升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，员工们能一边听着音乐，一边用餐。这家公司拥有两个员工食堂，早、中、晚餐和夜宵均为免费。 而宁波志清实业有限公司专门为员工修建了篮球场、图书阅览室、乒乓球室，总投资达5万多元。 但是对企业来说，这并不是全部。“像我们传统制造企业，一般人工成本占10%至15%，高的也有20%至30%，而原材料的成本占到60%至80%。”尤理谦表示，目前帐篷生产企业所用到的化纤产品成本上升了20%至40%。 汇率变动、财务成本上升、电力紧张，则是另一些“隐痛”。在宁海这样一个劳动力密集产业集聚的地方，1至5月份，全县规上企业利息支出增长20.6%，融资成本大幅上升；用电高峰缺口在2万千瓦。 转移“幻影”去中西部，还是东南亚，转移考虑的问题不仅仅是成本，还有环境、产业配套、运输等等。 从日本，亚洲四小龙、到东南亚、中国，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遵循着“雁阵转移”的规律。对于一些大企业来说，用工成本上升后，转移已经迫不及待，但是对于中小企业来说，转移更像是一个“幻影”。 “转移？哪有一句口号那么简单！”尤理谦，这位上世纪80年代大学毕业、1992年开始办厂创业的企业家，也曾在心中谋划过很多次，但是得出的结论是：且慢。 “转移，主要考虑的是人工成本，但是要买地、建厂房，产业链配套，其他的成本加上去，就不是那么回事了。”尤理谦说。 内销型企业转移，主要考虑市场覆盖、周边辐射，比如很多去武汉的，就是考虑到对中西部的辐射面广。 而外贸型企业转移，则要考虑港口、交通成本、客商等因素。“我把企业办在宁波，外贸客商来了，到厂里看货，当天就可以来回。”尤理谦说，“而如果企业在内陆，到上海还要转机，要隔天来回。不要小看这一天两天，有的客商就因为这放弃下单。” 再说时间成本。现在从宁海运到宁波港，不超过三个小时，时间可控。而如果转到中西部，还要加上八九个小时的内陆运输成本。“节省下来的人工成本，可能在这些地方消耗殆尽。” 老挝、柬埔寨、越南这些低成本的国家能不能去？尤理谦告诉记者，孟加拉的工人月工资只有50美元，但是去那儿存在产业链配套的问题，很多原材料、配件要从这边运过去，而海运时间20天，加上通关1个星期，接到时间不赶的大单还能消化，如果是时间紧迫的小单，那么根本不可能。 渣打银行中国经济学家王志浩认为，劳动力成本只是企业决定在哪里设生产基地的多个因素之一，此外，基础设施、监管、税收、劳动力市场灵活性、上下游产业链的完整性，都非常重要。 “转型升级，在我们企业看来，最现实的还是在本领域内做精做强。”在尤理谦看来，目前东南沿海的制造优势，更多体现在港口便利、产业链配套、办事效率等综合因素上。 以前，外贸订单的季节性决定了员工队伍很不稳定。但是，现在一些“聪明”的企业会考虑安排内外贸结合、或者产业的“混搭”，来熨平用工的季节性。 帐篷的生产旺季在每年的11月至第二年5月，“普鲁司”根据自己的设备、用工情况，适当延伸了汽车用品、船制品、宠物用品等产业，这样，一年下来就没有淡旺季之分，工人也都有活干。 推动消费增长的契机 沈明高 最近，关于工资增长的需求引发投资者的高度关注。中国将会进入一个工资膨胀时期。 工资提高对工业竞争力和通货膨胀的不利影响，会部分地被其他有利的方面所抵消。生产者会在国内消费和信贷扩大的帮助下，更加致力于生产率的提高。政策改革也会努力消除工资膨胀造成的挤出效应。如果中国能够很好地处理工资膨胀，这将是一个把中国从世界加工中心转变为世界消费市场的契机。 农业部门的“刘易斯拐点”在2003年已经到来。从2003年开始，中国的农业工资明显上涨。为了抑制农业工资上涨，从而推高农产品价格，中国政府在2006年废除农业税，并补贴农业生产。 制造业部门的工资增长需求，意味着中国进入第二个“刘易斯拐点”。2004年以来，平均工资增长率和制造业工资增长率分别为16.2%和14.6%，都小于人均GDP增长率17.7%。 近期的工资上涨需求，是对中国工资的增长长期受到抑制的反映。亚洲金融危机以前，非农业工资总额占名义GDP的比例增长缓慢。特别是非熟练劳动工资增长率远低于名义GDP的增长。劳动所得在整个经济体中比重的降低，拖累了中国消费对GDP的贡献率。 中国大陆可能进入工资相对较快增长的时期，特别是在非熟练劳动力市场上。假设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可以像韩国一样达到美国的40%，那么，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必须以每年16%的速度增长。 我们预计，非熟练劳动力市场工资将在未来五年内翻一番。熟练劳动力市场上工资增长，应该与名义GDP12%左右的增长相同步。 劳动收入上升会推动消费增加。在韩国，私人消费在GDP中的比重于1988年下降到49.1%，到2000年上升到55%左右。这说明出口导向增长模型倾向于在发展的早期阶段扭曲国内工资，然后在工资上涨的压力下使内外需求的增长重新达到平衡。 中国大陆消费在未来的十年中也会有出色的表现。中国私人消费占GDP的百分比可能在35%左右见底回升。其上升的速度取决于工资的增长，以及政府支持国内消费的政策改革。中国的私人消费在未来十年中可能会提高5%至10%，并在2020年达到40%至45%。不断提高的劳动收入有利于所有的消费部门，尤其是电子、经济型轿车和包括旅游、教育在内的服务业。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公司在工资增长环境中取得成功的关键。我们认为，以下几个方面会有长足的进展。首先，公司会倾向于购买技术和设备以提高自动化。其次，在研究开发领域投入较大的公司需要提高他们的竞争优势。再次，随着工资的提高，公司倾向于雇佣熟练的劳动力，增加对教育和职业培训的需求。 (作者为花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) |